2022年10月10日，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普林斯頓大學前經濟學教授/美聯儲前主席/智庫布魯斯南學會杰出研究員本·伯南克(Ben Shalom Bernanke)、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道格拉斯·戴蒙德(Douglas W. Diamond)和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奧林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菲利普·迪布維格(Philip H. Dybvig)，獲獎理由是他們三人“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”而獲獎。

本·伯南克的貢獻應該在于對1929年大蕭條的分析及2008年金融危機(也稱次貸危機)后經濟恢復的實踐; 道格拉斯·戴蒙德證明了金融中介相比于讓存款人直接監督借款人的成本更低; 菲利普·迪布維格則主要開創了對銀行擠兌的研究。道格拉斯·戴蒙德和菲利普·迪布維格聯合提出了關于預防銀行擠兌的Diamond-Dybvig模型。最重要的是三個人都是金融機構的官員，本·伯南克是美聯儲前主席，道格拉斯·戴蒙德是金融協會前主席，菲利普·迪布維格是西方金融協會前主席。看來，這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謂是“學而優則仕”。

本·伯南克

中國經濟學和金融學界對這三人還是非常熟悉的，本·伯南克自不必說，可以說曾是擁有第二大權力的人，更是全球最有(金融)權力的人，而且2008年開始拯救金融危機的途徑基本就是讓中國金融來系統性承擔(開個玩笑)，就是說坑過中國。道格拉斯·戴蒙德曾擔任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; 菲利普·迪布維格則在西南財經大學任金融研究院院長、教授和金融學科建設咨詢專家。

道格拉斯·戴蒙德

菲利普·迪布維格

即便未涉及到經濟學或金融學領域的國人也大都知道本·伯南克。這家伙本來是靜坐象牙塔中的學者，1985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了17年的經濟和政治事務教授，還在1996年開始當了6年經濟學系主任，更重要的是還在2001年接任了在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《經濟評論》期刊主編，學術影響力應該說已達到極高峰。結果2002年卻被前總統小布什一陣忽悠，就出仕擔任美聯儲理事，大概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2005年，本·伯南克又被任命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; 2006年，本·伯南克接替已經擔任19年主席的格林斯潘，出任美聯儲主席，當然也成為其兩年后次貸危機的“接盤俠”。

美聯儲大樓

但是中國有句老話，“想什么來什么!”。本·伯南克主要學術研究成果就是1929年的大蕭條，他認為大蕭條的發生源于流動性緊縮，而根源卻在于當時的金本位制度，特別是黃金盈余國對黃金流入進行沖銷造成的貨幣收緊，并通過金本位制度傳導給全球。所以他到了美聯儲就一直在提醒當時奉行放任政策的主席格林斯潘“要小心”、“要小心”。

格林斯潘

一語成讖，“好的不靈壞的靈”，格林斯潘倒沒什么事，可到了2008年，次貸危機終于在本·伯南克手中全面爆發，其實2006年本·伯南克接任時次貸危機就已經初見端倪。好在本·伯南克處理金融危機還算措施得當，也因此被《時代》周刊選為2009年年度人物。當然，更多人評價他是“沒有讓情況變得更糟”;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保羅·克魯格曼(Paul R. Krugman)就經常公開批判本·伯南克對自由經濟學派的背叛，這可以引出另外一個故事，保羅·克魯格曼就是本·伯南克當然系主任時引進的人才，此一時彼一時，“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”，學術之爭，也別太當真了。

2009年《時代》年度人物本·伯南克

好在本·伯南克兩屆任期期滿后，2014年卸任去了全球知名智庫布魯斯南學會任杰出研究員，世人對他的評價重新又高漲起來。

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同于其他4個獎項，直到1969年才由瑞典[敏感詞]銀行(Sveriges Riksbank)設立，已頒發53次，已有89名獲獎者。可惜目前還沒有中國學者獲獎，離其最近的華人應該是華裔澳大利亞籍經濟學家楊小凱(原名，楊曦光)，他曾被連續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(2002年、2003年)，更為遺憾的是楊先生在2004年不幸逝世。

經濟學家楊小凱

不過，對于中國而言，諾貝爾經濟學獎比諾貝爾獎其他4項更難獲得，主要是許多(市場)經濟學理論很難在中國經濟社會實踐中找到應用場景的原因。不過中國經濟這40多年的高中速發展，也應該有一些獨有的創新方法在實踐中應用，中國的學者們應給予關注。大成給校內MEM研究生教了10年《管理經濟學》全校公共課，半路出家，又重點落在管理上，對經濟學只能說是初窺門徑，就只能把這種壓力傳遞給真正的研究者們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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